俄乌冲突下的汇率迷思——大金融思想沙龙179期主题报告
编者按
2022年4月1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EMBA中心联合主办的 “大金融思想沙龙”（总第179期）在线上举行，聚焦“俄乌冲突之下的汇率迷思”。IMI研究员、华创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张瑜做“汇率‘强而不贵’，护航货币独立性”主题报告分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海红，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中国银行香港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总经理贺晓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卢季诺参与研讨，本次沙龙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主持。
张瑜在主题报告中指出：在俄乌冲突与美元币值持续走高的背景下，人民币能够逆势走强的原因在于基本面偏强势，而政策导向和贬值预期均不明显；当前人民币处于“强而不贵”的相对合理状态，并未出现“超涨”的价值误判情况；短期人民币汇率有走弱风险，但幅度和时间都可控，关注汇率走势时应特别关注待积压结汇的变动情况；若短期内汇率剧烈波动，对资本市场的冲击则主要体现在冲击权益市场，对国内债市冲击不大，但可能会影响中资美元债市场。
以下为报告全文：
报告通过对汇率的数据跟踪和定量分析，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俄乌冲突背景下的人民币汇率走势做出分析与研判：在俄乌冲突与美元币值持续走高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为何能够逆势走强？当前人民币汇率是否出现超涨现象？短期内人民币汇率走势如何？未来人民币汇率波动会如何影响资本市场？
1
在俄乌冲突与美元币值持续走高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为何能够保持稳定、逆势走强？
从9月份以来，我们观察到人民币汇率的两个怪相：第一，2021年9月以来美元持续走高，但人民币也持续升值，9月-10月，整个即期交易量放得很大，后来才逐渐趋近于稳定（图1）；第二，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包括美元在内的全球货币汇率波动都很大，但人民币汇率格外稳定，从图1的上半部分可以看出，以前人民币和美元的走势大体是一致的，但这次出现了较长的背离期，从2021年9月份延续到了现在。
图1 人民币中间价与美元指数从去年9月开始背离
（数据来源：wind，华创证券）
我们依据“三面”方法论对上述怪相进行剖析，即剖析人民币汇率的基本面、预期面和交易面。基本面主要看出口、结售汇、资本流动，表征当期流量；预期面主要看企业、居民两大部门的持汇预期，表征存量额外释放在当期流量的力量；交易面主要根据中间价定价公式、银行间交易行为进行分析，二者分别代表基本面和预期面分别的实现途径。
1、交易面：白天盘间交易为主贡献，逆周期因子未动
汇率中间价定价公式：汇率T日中间价=T-1日收盘价+【T日隐含中间价-T-1日中间价】+逆周期因子。根据公式可以将汇率波动因素分为供需、外盘和政策管理三部分：T-1日收盘价反映白天盘间供需；【T日隐含中间价-T-1日中间价】参考一揽子货币变化，反映晚间外盘波动；逆周期因子则反映政策干预情况。从定价公式可以推算出白天主交易因素是主贡献，由图2可知，9月以来16:30收盘价强于开盘中间价的天数占比明显高于过去4年水平，且内盘供需对中间价升值的贡献更多。
图2 9月以来内盘供需对中间价升值的贡献更多
（数据来源：wind，Bloomberg，华创证券）
逆周期因子本身没有明确的计算公式，是通过事后的逆向推理得到。我们用每日汇率的（依公式推测的）理论中间价和官方公布的中间价做差值，得到逆周期因子的近似值，作为定量分析参考。我们估算的逆周期因子的变动如图3。从我们的数据跟踪情况来看，从2020年4、5月份之后逆周期因子基本不变，从2021年9月开始，逆周期因子整体呈退出状态；从俄乌冲突之后，明显看到逆周期因子的波动加大，但是并不具有方向性。换句话说，我们并不认为现在的汇率价格存在比较明显的政策指引，政策应该是有意维持汇率稳定，并没有去引导升值或贬值，这是关于政策层面的初步结论。
图3 近期俄乌冲突背景下逆周期因子波动加大
（数据来源：wind，Bloomberg，华创证券）
2、基本面：去年9月至年底结汇走强，近期有所回落
基本面主要观测结售汇顺差，从图4可知，2021年Q1-Q3银行代客收付款顺差持续突破600亿美元，处于历史峰值，10-11月涉外收付款差顺差也出现再度走高，反映今年外汇资金实际流入规模延续偏高；从图5可知，2020Q4-2021Q3每季度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规模达到600亿美元以上，创2014年以来新高，10-11月以来银行结汇需求仍维持在高位，带来人民币汇率走强的基本面；今年1、2月，银行代客结售汇连续两个月回落，不再维持高位，2月银行涉外收付款差额也有下降。虽然最近一两个月，我们观察到结售汇顺差出现了回落，但依然是顺差，尚未转逆，故而并不认为目前出现了恐慌式的资本外流或者结汇售逆差。从基本面来看，即使近来结售汇顺差略有回落，人民币汇率仍然有着强力的基本面支撑。
图4 银行代客收付款顺差近期有所回落
（数据来源：wind，华创证券）
图5 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近期有所回落
（数据来源：wind，华创证券）
3、预期面：近期比较平稳，未现明显贬值预期
在2015年汇率改革之后，由于离岸人民币资金池缩小且可控性强，曾经的贬值预期指标——CNH-CNY差值的有效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对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关注集中在两大部门：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
反映居民部门预期较好的指标是黄金隐含汇率。黄金隐含汇率高于实际汇率，则反映居民购买黄金意愿提升，即对汇率贬值预期提升。因为中国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开放，当贬值预期比较强的时候，贬值意愿不能通过资本外流来实现，从而转变成了购买黄金来代替人民币的意愿。故而我们用这个指标作为一个工具变量，去看待所谓的汇率升值或者贬值预期。从图6可知，2015年汇率改革、2016年末和2019年末黄金隐含汇率会明显高于即期汇率，看到了非常鲜明的贬值预期，而当下并无大幅波动。
图6 居民贬值预期——黄金隐含汇率
（数据来源：wind，华创证券）
衡量企业部门贬值预期的指标选用出口结汇率与进口付汇率差值。贬值预期走强时，企业会加速付汇以减少汇兑成本，带来进口付汇率走高，差值倾向于扩大。从图7可知，2015年汇率改革时企业部门贬值预期曾大幅走强，但当下无大幅波动。但是2015年之后我们增强了资本管制，对结售汇背后的真实贸易背景加强审计，使得2015年之后这个指标就跟PMI（采购经理指数）越来越吻合了。故而在2015年之后，这个指标更多的还是表达了一个方向性，但我们并不认为它能真实代表企业贬值预期了。
总结近来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的原因：第一，政策层面没有看到有方向性的指引，逆周期因子的作用主要是抑制波动，维持市场稳定合理定价，并没有方向性；第二，基本面偏强势，最近一两个月稍微走弱一点，但是并未看到非常强的逆差或资本流出；第三，预期层面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没有出现明显的贬值预期。
图7 企业贬值预期——出口结汇率与进口付汇率
（数据来源：wind，华创证券）
2
当前的人民币“贵不贵”？人民币汇率是否出现超涨？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结论为当前人民币处于“强而不贵”的状态，汇率超涨幅度不大。
我们这部分的研究聚焦于用什么指标去衡量汇率当下贵不贵，指标未来的走势指引了一个什么样的汇率方向？知道了贵不贵，知道了方向，也就知道了未来的汇率大概面临的趋势。如果价格高，但是不贵，有它的合理性，那么就意味着超额定价不存在，那么这个价格后续即便反转也会韧性比较强，跌幅可控；如果价格高，且很贵，是有明显的不合理性，意味着超调存在，那么一旦有所冲击，价格反转波动就会非常剧烈，跌幅恐会超预期。
我们用CFETS一篮子指数去衡量“贵不贵”的问题。CFETS指数的编制本质是出口权重为主的指数，因此跟出口份额关系较好。从图8可知，CFETS指数已经是十年高位，跟2015年汇率改革前差不多，但与2015年的本质完全不同。2015年，一篮子走强是与出口竞争力是反向的，是锚定美元相对一篮子货币被动升值，当时的出口份额是一路回落；当下的一篮子走强是与出口竞争力同向，是汇率改革后基于供需交易的结果，出口份额在高位。截至2021年12月我国出口份额22.5%，按出口份额与CFETS指数季调回归的话，对应CFETS指数应为101.38，目前CFETS实际值为104.9，超涨3.5%，并不大。结合前述的人民币逆势走强的分析，可以认为当前人民币处于一个“强而不贵”的状态。
图8 目前的CFETS指数接近2013、2015年峰值水平
（数据来源：wind，华创证券）
3
短期内人民币汇率走势如何？
我们认为，短期内汇率大概率有走弱风险，但幅度和时间都很可控。人民币当下强但不贵，单一汇率、一篮子都仅比合理价格中枢略高4-5%，属于合理区间，2015年汇改前是超涨15%左右。但当下无论中美息差、还是出口份额都大概率走低，因此汇率方向偏贬。但由于不贵，没有积压欠账，所以幅度可控。汇率距离前期敏感位（7.0~7.2）仍有10%以上的战略纵深，即便贬值一定幅度仍有能力护航货币政策独立性至少到汇率7左右的水平。
当前人民币“强而不贵”的底气主要来自于三点：第一，汇率市场化，汇率改革已推行多年，且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破过7，汇率双向波动区间加大，弹性更好；第二，没有历史欠账，一篮子CFETS指数虽然是历史高点，但与2015年、2018年截然不同，有出口份额的真实支撑，没有积压的贬值压力；第三，有积压的待结汇体量支撑，当前积压的待结汇体量有2000-3000亿美元左右。
其中，积压的待结汇体量是除了常规汇率观察框架外，我们额外捕捉到的一个汇率变化指标，也是一个较为重要的汇率走势判断指标。今年对汇率的研判，除了要关注的金融、资本账户流动等常规汇率指标外，还需要额外注意待积压结汇体量的变化，兼顾内需和外需的变动情况，否则可能会造成误判。该指标可以用两个金融相关指标去估计：一是金融机构外汇存款规模，即居民部门的外汇资金未与银行进行结汇，而是直接以外汇的形式存在银行外汇存款账户上的规模，这部分资金反映居民部门待结汇规模；二是商业银行对外投资规模，即居民部门与商业银行结汇后的外汇资金，商业银行未将其与央行进行结汇，而是直接进行对外投资的资金规模，这部分资金反映商业银行待结汇规模。从图9和图10可知，金融机构外汇存款规模在疫情前保持在约7500亿美元的水平，疫情后快速提升至1万亿美元以上，即多增加的未结汇资金（积压待结汇）规模约3000亿美元；商业银行对外投资规模在疫情前每月环比平均+0.7%左右，按趋势增速估算，目前实际待结汇规模较趋势值多增（积压待结汇）约1200亿美元。二者合计来看，截至2022年2月积压待结汇体量基本能达到两、三千亿美元。
图9 金融机构外汇存款较疫情前趋势值多增3000亿美元
（数据来源：wind，华创证券）
图10 商业银行对外投资较趋势值多增约1200亿美元
（数据来源：wind，华创证券）
积压待结汇的变化与PMI变化高度相关，企业是否结汇取决于PMI所反映的订单量，订单量较大时企业的结汇意愿较强，订单少则企业结汇意愿较差（如图11）。未来积压待结汇的变化及其对汇率的影响要看PMI的走势，而PMI走势又取决于中国稳增长的推进情况。具体而言，在内需和外需的两股力量的拉扯下，未来汇率可能会出现三种情景：第一种，出口回落，且国内的稳增长进度并不是特别好，PMI依然低迷，则汇率贬值概率更高，因为相对经济回报更少，降低了对中国资产的需求；第二种，出口回落，但国内稳增长做得很顺畅，综合的PMI开启了上行趋势，内需和外需变动对冲，则汇率可能达到一个对冲稳定的状态；第三种，出口未回落，依然在高位稳定，且国内稳增长继续推进，国内PMI开启上行趋势，汇率很有可能还会继续逆势走强。故而未来汇率稳定与否的核心在于国内稳增长进程，如果国内稳增长做得顺利，中国的经济运行保持稳定，则对全球资本具有核心吸引力，汇率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图11 PMI与企业结汇意愿关系紧密
（数据来源：wind，华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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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经验，未来汇率波动可能会对资本市场产生什么影响？
1、对债市影响：对中资美元债的影响可能会比对国内债市影响更明显。
首先，汇率变动通过息差收窄而对国内债市产生的冲击较小。人民币贬值可能导致中美无汇率风险息差收窄，从而影响外资流入。息差收窄能不能带来风险，它的关键点其能否导致资本流出，致使汇率贬值，能不能带来流动性冲击，进而掣肘国内货币政策，冲击国内的股债市场，它是一个负向循环反馈。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是2018年6-9月中美息差收窄，但套保成本也同步快速下滑，带来中美无汇率风险息差相对稳定，稳住了资本流动。中国资本的管制使得资本并不能自由高频交易，即使息差收窄，也基本不会导致资本迅速外逃而启动负向循环反馈。从图12可知，2020年前后，中美息差一直在回落，但是外资一直大幅增持我国债券，说明息差收益和外资持有量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息差变化对债市的冲击是比较有限的。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并不主要来自短期套息交易的吸引力，而是来自中国经济潜力和产业链的稳定性，故而汇率变动通过息差收窄而对国内债市产生冲击的可能性不大。
图12 中美息差与境外机构持有我国债券量对应关系不明显
（数据来源：wind，Bloomberg，华创证券）
其次，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资美元债的影响较大。从历史上来看，我国中资美元债市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即中资美元债是我们自买自持，从市场参与度来看，有70-80%的中资美元债本质上是中国的资金在离岸购买，真正的外资购买中资美元债的比重应该不超过20-30%，所以中资美元债虽然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发行的美元债，但是它的实际参与人大多是境内的海外分支机构。这就会导致当人民币贬值预期非常强的时候，一些比较大的机构会有较强的收益留存海外的动机，而收益留存海外往往对应的是中资美元债的需求盘。当需求足够好的时候，发行主体有意愿去发行美元债，在这个时候发行美元债，发行成本是可以比境内债更低的。标志性事件是2015年汇改后，资本宽进严出，手持美元意愿及利润留存海外意愿皆抬升（例如图13与图14，2016年-2018年结汇比率出现回落趋势，表明居民外汇与银行结汇的比例下降，更多选择留存。这之后中资美元债规模激增，推动了中资美元债市场发展）。所以，汇率的波动对中资美元债市场的影响可能比对纯粹的国内债市影响更大。
图13 2016年-2018年结汇比率出现回落趋势
（数据来源：wind，Bloomberg，华创证券）
图14 2015年后中资美元债新发行规模激增
（数据来源：wind，Bloomberg，华创证券）
2、对权益影响：汇率短期剧烈波动会导致汇兑损失，冲击股市
汇率冲击导致汇兑损失的标志性事件在2017年，2017年初市场普遍预期人民币贬值，大量上市公司根据这一预期进行外汇远期套保，而2017年全年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由年初6.9498大幅升值至年末6.5342，并造成全部A股上市公司合计汇兑损失170亿元，其中家电、电子等海外收入占比较高的行业（占比分别达34%、43%）合计汇兑损失分别为42、34亿元（图15）。所以，根据历史经验，汇率剧烈波动时，在汇兑损失套保不充分的情况下，会对企业盈利表有比较大的冲击。
图15 2017年大量家电企业出现汇兑损失
（数据来源：wind，华创证券）
权益市场对汇率的除了极值位之外的其他绝对点位反应不大，而对短期相对波动反应更大，每一次我们看到贬值幅度在短期比较大，一周可以贬大概2到3个百分点的时候，就会带来A股比较大的波动，汇率波动就会成为权益在那两、三周短期市场当中的一个边际主要矛盾（图16）。同时，汇率波动影响北上资金流动，如图17，快速升贬值时期北上资金流入速度都会出现趋缓，如2018年初、2020年8月、10月为汇率快速升值时期，2019年5月、8月会汇率加速破7时期，北上资金流入规模较季节性偏弱。
故而对权益市场来说，比较担心的是汇率短期的大波动，一般来说正常点位（有极值位除外），汇率的缓慢波动对资本市场影响不是特别大。
图16 人民币汇率波动率短期大幅提升时会造成A股下跌
（数据来源：wind，华创证券）
图17 汇率快速贬值时期北上资金流入速度将趋缓
（数据来源：wind，华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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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人民币汇率自去年9月份以来出现强势状态，包括俄乌冲突之后能保持强势的稳定，我们对这个现象有以下几点分析：
第一，人民币汇率逆势走强、保持稳定是因为有结售汇预期顺差非常强的基本面支撑，并不是政策引导，或预期层面的变化。当前的人民币汇率还是基于真实基本面的客观定价。
第二，当前的汇率“强而不贵”，并未出现超涨或者价值误判特别的情况，与2015年、2018年的超涨状态有本质区别，这也意味着后面即便出现反转，也不用去补跌，波动幅度和时间窗口都比较可控。
第三，未来短期内汇率有走弱风险，但幅度和时间相对可控。我们提示应特别关注今年待积压结汇的体量，因为待积压结汇规模有两、三千亿美金，这个大体量指标可能会成为今年后期汇率波动的主导因素，或者比较重要的边际因素。它的关键因素是PMI，换句话说，今年能否实现稳增长依然是稳定汇率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因为待积压结汇的大体量使这个因素的影响格外明显。
第四，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如果未来汇率出现波动，应更关注其对股市、对权益的影响，因为汇率波动可能会影响上市公司的汇兑损益，冲击盈利表，短期内若贬值速度较慢，则影响不大，但如果短期汇率波动较为剧烈，可能会冲击资本、冲击股市，在那一两周内成为短期股票市场波动的边际主要矛盾；对债市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资美元债的影响可能会比对国内债市的影响更鲜明、突出一些。
沙龙第二环节，各位专家针对当前人民币汇率走势、全球货币汇率情况，结合近期地缘政治因素展开讨论，并对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海红探讨了三个迷思。第一，卢布迷思，俄乌战争中，俄罗斯卢布在严厉的资本管制等手段下，汇率又恢复到战前的水平，怎样去理解俄罗斯卢布汇率的走向？卢布汇率是否存在扭曲？如何衡量卢布真实汇率的偏离？第二，美元迷思，美元指数走势很有意思，长周期看下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此背景下美元是否被高估？如何将这种高估，用数据更好的提炼出来？第三，人民币迷思，除了周期性避险功能，人民币内在价值稳定，可能需要更多结构性的支持，这需要高信誉的抵押来提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非常扎实的制度性保障。在未来，如何更好、更有效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高海红主任认为，在目前国际货币格局方面，布雷顿森林III体系的构想引起广泛热议，实际上这就是以商品篮子为担保的体系。但是，这一观点仍需进行严谨的论证，因为以大宗商品做篮子的货币，能会存在较大问题。新国际货币体系设计需要考虑具有稳定内在价值的货币或者货币篮子来支撑。但这一点，可能我们现在会离它越来越远，这主要是由于当前货币各自为战的格局可能会变得常态化，据此，对未来格局理解，高海红主任建议多从地缘政治角度和从贸易体系多元化的角度去考虑，这样可能更有帮助。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提出了俄乌冲突下对人民币的四点思考。第一、俄乌冲突使人民币初步显现了一定的避险货币的特征，但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避险资产，更多是区域性的避险货币。某些经济体受到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逃向人民币资产，但是，其他大部分的外国投资者，可能由于种种原因，为了规避风险，减少海外的风险敞口。第二、中美货币政策分化对跨境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的影响要加强监测，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已经度过美联储缩减购债的第一阶段，造成表现为人民币对美元仍在升值，但升值已经放缓。由于国内疫情的大幅反弹，多点散发，叠加地缘政治风险外溢的冲击，放大了影响。目前，美联储货币紧缩已经进入下一个阶段：，加息缩表。从2014年的经验看，我们有汇率调整的压力，不能掉以轻心。第三、中国对外金融的双向开放大幅增加，外资在中国金融市场占比不高，但绝对存量巨大；若出现外资集中减持等事件，应提前做好风险防控预案。第四、保持汇率的灵活性，对于我们应对内外部的不确定性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用汇率浮动的方式出清外汇市场，就能够减轻降低对外汇管制的依赖。外资担心的不是汇率的涨跌，而是不可交易的风险，汇率有弹性，才能向市场释放积极的信号；，即用汇率波动来吸收市场冲击，而不会求助于资本外汇管制的手段。
中国银行香港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总经理贺晓博提出了三个观点，他指出：第一，此次俄乌冲突对人民币汇率的直接影响有限，但后续的衍生、次生影响值得继续关注。此次事件对俄罗斯卢布和乌克兰格里夫纳的直接影响较大，两国汇率市场波动剧烈，此外，欧元汇率也出现一定波动。但对于我国而言，无论是从外汇市场走势还是期权隐含波动率市场的表现来看，都未出现对人民币明显的贬值预期，人民币汇率基本上在合理的区间内波动，受到的冲击有限。第二，人民币境内外价差的出现实际上是人民币国际化、市场化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价差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市场情绪的变化，未来随着在岸、离岸市场的人民币市场化程度推进，价差最终必然消失。价差在高频交易中，还可以作为一个有参考意义的领先指标，也是为数不多的高频可观测数据。此外人民币价差具有以下三大特点，第一是周期性，人民币价差和人民币升贬值周期高度重合。第二是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跨境流动规模的扩大，整体价差趋于不断收敛。第三是股票通和债券通等资本项下的人民币流动，对价差的影响越来越显著。第三，需重点关注信用市场对汇率的影响。从中国相关的信用市场来看，中资美元债近几年快速发展，在2021年底存量规模已超过8000亿美元。中资美元债主要面对国际投资者发行，发行和违约处理的规则与国际接轨，所以信用利差的定价更能反映国际市场对中国资产的预期。跟踪观察中资美元债的信用利差，也可以发现其与汇率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卢季诺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长期发展需要注意的三个问题。第一，应该把人民币国际化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看待。从俄乌冲突中可以看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的金融制裁，凸显了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牙买加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于国际储备货币权利存在滥用的倾向。虽然短期内，美元和美债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安全资产的属性仍难以撼动；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后疫情时代，美元信用体系会出现一定的松动，世界对于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需求可能在俄乌冲突后出现新一轮的上涨，人民币国际化既有加速的必要性，也有加速的可能性。第二，从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独立性的方面看，随着国家继续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的红利，不断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企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人民币汇率基本维持在均衡水平。第三，在离岸市场上，应该进一步发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人民币离岸市场的重要作用，继续拓展贸易结算业务中人民币的使用，丰富离岸市场的金融产品种类，扩大与在岸市场之间的互联互通，提升国家的金融双向开放水平。总之，俄乌冲突下，虽然金融市场避险情绪出现，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与经济韧性的充分体现，中国金融资产对国内和国际投资者仍然具有长期的吸引力和配置价值。展望未来，我国金融改革持续深入，人民币国际化既是水到渠成的过程，也是全球货币体系多元化题中应有之义。
整理 杨致瑗、马吉娟、李亭
编辑 张必佳、林靖澄
责编 李锦璇、蒋旭
监制 朱霜霜、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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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成立于2009年12月20日，是专注于货币金融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机构和新型专业智库。研究所聘请了来自国内外科研院所、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的9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担任顾问委员、学术委员和国际委员，80余位中青年专家担任研究员。
研究所长期聚焦国际金融、货币银行、宏观经济、金融监管、金融科技、地方金融等领域，定期举办国际货币论坛、货币金融（青年）圆桌会议、大金融思想沙龙、麦金农大讲坛、陶湘国际金融讲堂、IMF经济展望报告发布会、金融科技公开课等高层次系列论坛或讲座，形成了《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天府金融指数报告》《金融机构国际化报告》《中国财富管理能力评价报告》《中国财富管理能力评价报告》《宏观经济月度分析报告》等一大批具有重要理论和政策影响力的学术成果。
2018年，研究所荣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院属研究机构奖，在182家参评机构中排名第一。在《智库大数据报告（2018）》中获评A等级，在参评的1065个中国智库中排名前5%。2019年，入选智库头条号指数（前50名），成为第一象限28家智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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